长沙子弹库楚帛书
战国 楚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摹本
战国 楚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局部）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文字 选自《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饶宗颐、曾宪通（中华书局+1993）
帛书指书写在帛上的文字。帛的本意为白色丝织物，即本色的初级丝织物。至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帛已经泛指所有的丝织物。当时，帛的用途相当广泛，其中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常常“竹帛”并举，并且帛是其中贵重的一种。至迟汉代古籍上已有“帛书”一词，如《汉书·苏武传》载：“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而帛书的实际存在当更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如《国语·越语》曰：“越王以册书帛。”不过，由于帛的价格远比竹简昂贵，它的使用当限于达官贵人。
现存最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唯一的完整帛书，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子弹库楚墓。通常也叫“楚缯书”或“楚绢书”。
湖南长沙东南郊长沙子弹库楚墓，是解放前被盗掘，据传其中一人名叫任全生首先发现了这件闻名中外的楚帛书。出土不久并不为盗墓者所重，被当废品送予古董商唐鉴泉，另一古董商蔡季襄得知后立即买下，并于1944年撰《晚周缯书考证》一书石印出版，首次公布了楚帛书资料。抗战胜利后有位名叫考克斯（John Hadley Cox即柯强）的美国人受耶鲁学会派遣到长沙雅礼中学任教。他从蔡先生手中，连骗带蒙，把帛书带到了美国，后又几度易手，后归亚瑟·M·萨克勒（Arenur M Sackler）所得，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由于是盗掘，流传国外亦十分秘密，出土和流出国外时间众说纷纭。据商承祚先生说，盗掘时间为1942年9月，1946年被考克斯从上海带到美国。
楚帛书上下高38.5厘米，左右宽46.2厘米，中心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段文字，一段13行，一段8行，可分为甲、乙编。四周是作旋转状排列的12段边文，其中每三段居于一方，四方交角用青、赤、白、黑四木相隔，每段各附有一种神怪图形。
另外帛书抄写者还用一种朱色填实的方框作为划分章次的标记。全篇共有900多字，考释论著甚多，但各家注释则有差异。
《甲篇》文字最多，文章特别强调“敬天顺时”，“上天的神帝”被描绘成具有施德降罚本领的命运主宰。所谓“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惟天作妖，神则惠之。”这种思想显然是战国以来的“五行刑德”思想之所本。
《乙篇》主要是讲神话，但并不是孤立地讲神话，而是与甲篇互为表里，作为甲篇所述神秘思想的背景来讲的。
《丙编》是边文12章，每章代表一个月份，略述该月宜忌，如某月可不可以嫁娶，某月可不可以行师用兵，某月可不可以营筑屋宅等等。各月都附有一种神怪图形。丙篇所反映的基本思想是阴阳家的“术数”之学，专讲占星、堪舆、卜筮等迷信活动。
东周战国时期楚帛书是目前出土最早的中国古代帛书，虽然只有900多字，而内容丰富，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楚帛书也是珍贵的先秦时代湖南省地方文献，它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中原思想文化在湖南省的流行和传播。
在楚国人入湘前，湖南为越人和“蛮”、“濮”等民族栖息繁衍之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南下征服了湖南，逐步成为湖南的主体民族。楚人入湘后，不仅给湖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也传播了北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北方中原地区思想文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五行思想”和“阴阳术数思想”方面。春秋战国前，湖湘地区的土著蛮越民族，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各种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楚人南下后，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这两种原始宗教、神话互相影响，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具有特色的宗教和神话，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书体介乎篆隶之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指出“体式简略，形态平扁，接近于后世的隶书”。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参考引用文献：
李零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 中华书局出版 ，1985年7月；
饶宗颐 曾宪通著《楚帛书》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 ，1985年9月；
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 湖南出版社出版 1994年12月；
高至喜《湖南出土楚文物研究综述》载《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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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长沙子弹库楚帛书》
作者 ：黄惇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又名《楚缯书》，简称《楚帛书》。3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被盗掘出土。出土后不久，便落入在长沙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之手，并流至美国。几度易主后，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由于它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古代帛书，全篇又有900多字，因此它不仅是罕见的珍贵文物，也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及当时思想文化的重要实物史料，许多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热衷研究和关注。
《楚帛书》是写在一幅近似于方形的丝织物上，整个幅面由三部分文字组成，当中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大段文字，四周是作旋转状排列的十二段边文，其中每三段占居一方，四方交角用青、赤、白、黑不同颜色的四木相隔，而每段又各附一个神怪图形。文字和图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和书写?怎样正确释读?都使《楚帛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我国学者商承祚、饶宗颐、李学勤和李零等都对《楚帛书》作过深入的研究。
从书法的角度观察，《楚帛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战国手书墨迹。《楚帛书》的单字造型呈横势状，与同期楚简用笔特征一致，已能明显地看出利用毛笔的弹性所表现的轻重变化。较之楚简，《楚帛书》隶变现象是较为明显的，因书写动作的加快而出现的圆弧拱形笔势，连笔、映带，构成了它鲜明的草篆风格。郭沫若曾认为：“抄录和作画的人，无疑是当时民间的巫。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它们和简书、陶文等比较接近，是所谓民间的‘俗书’。”
其实“俗书”也罢，“正体”也罢，重要的不在它是否是“俗体”，而是通过《楚帛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战国初期，已经有了发生隶变的文字。如果我们把《楚帛书》与后世的《云梦秦简》、《马王堆帛书》等联系起来看，就会感受到一条不曾被人们注意过的发展线索，这条线索的根子即在楚文化。也就是说，南方文字的隶化也许要早于北方中原。《楚帛书》隶化的特征证明，战国初期，楚国已经露出了隶书时代的曙光。
因为《楚帛书》是墨写手迹，所以，今人已有借鉴它来进行书法创作的了。楚文字大多难识，今天的创作者只是吸收其中锋圆笔的线条、横向运动的动势和弧形带有映带弯钩的用笔特征，并以金文结构为本，而进行重新组合。显然这种创作方法，已抓住了《楚帛书》用笔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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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楚帛书在异乡哭泣》
2005年12月05日11:39 长沙晚报
西方学者出版的一本关于楚帛书研究专著中附的楚帛书临摹图。实物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林俊摄楚帛书原件（部分）
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楚帛书残片（右）及临摹图（左）
林俊 摄
著名的子弹库楚帛书从出土开始，其命运就带上了传奇色彩——贱送、被骗、流失出国……这件珍贵的文物，就像一个走失在异国他乡的孩子，到今天还没能回家——
天心阁东南，原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山岗，子弹库就在山岗的识字岭与左家公山之间（现湖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1942年，楚帛书这件旷世奇珍从这里的一座楚墓中被盗墓者发掘出土。从出土开始，楚帛书的命运就带上了传奇色彩———贱送、被骗、流失出国……到今天成为学者眼中的宠儿。
今天，楚帛书主体部分及一块残片远在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另一块残片则被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楚帛书主体高38.5厘米，宽46.2厘米；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残片原为著名考古家及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收藏，上世纪90年代，商的家属将其捐赠给了省博。残片最长处约4.6厘米，最宽处约1.7厘米，上有14个字。
楚帛书是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一段图文并茂的画及文字，字体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楚文字，全书共900余字，分两大段，四周有12个图像，旁各附一段文字，四角还有植物枝叶图像。它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一件千古奇绝的书法作品、楚文化充满想像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四时、天象、月忌、创世神话等，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价值。
楚帛书流失的过程极为曲折，直接经手的当事人也已去世，记者几经走访，并查询相关资料，方才了解了事件经过。
珍宝被当成废品附送
1942年初，一群盗墓者在长沙子弹库发现一个洞，便一起去发掘。其中一人名叫任全生，他于1953年加入湖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后来的马王堆汉墓等考古发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全生曾向博物馆同事说起当年盗挖子弹库楚墓的过程。
盗墓者当时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找到了一批铜兵器、漆器、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在盗墓者眼中，以铜器、木器最为抢手，所以纺织品被盗墓者当成废品一并送给了古董商唐鉴泉。他们不知道，这件纺织品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商承祚得知楚帛书出土，打算购买，正在联系时，湖南著名古董商蔡季襄从外地回来，迅速以3000元法币将帛书和其他文物买下。
蔡季襄刚拿到帛书时，帛书被折叠成数层，放在一个竹篓里，底下还有很多破碎不堪的帛书小块。随后，蔡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秽用毛笔洗干净，将帛书展开，并对其进行临摹和研究，1944年，蔡将帛书的研究成果印成书，名为《晚周缯书考证》。
美国人柯强骗走楚帛书
1998年出版的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上，刊登了蔡季襄1974年8月21日写给商承祚的信的原文。信中，蔡季襄详细讲述了楚帛书流入美国的经过。
因为帛书上面许多文字模糊不清，1948年（商承祚在信上写了一个问号，并将“8”改为“6”，疑为1946年），蔡季襄携带帛书到上海，想为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
蔡找到“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帛书。柯强托人引见，主动找上门来。柯强的英文名叫柯克斯，据商承祚所说，柯克斯在抗日战争前几年，以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冒充“文化考古学者”，掠夺长沙文物。
柯强对蔡季襄说，家里有两部新式红外线摄相机，可以帮忙。蔡季襄便将帛书带到柯强住处，柯强拿着摆弄了一阵，借口镜头出了毛病，要求蔡把帛书多留一天。
蔡当时急于想弄清楚帛书上的文字，就答应了。第二天，蔡向柯索要帛书，没想到，柯已擅自托人将帛书带回美国了。蔡预料到大事不好，气愤地要求柯马上退还帛书。柯强欺骗蔡季襄说，拍摄完照片，大约一周后就可将帛书寄回。根据蔡的记述，当时柯强是美国派驻上海的情报员，有权有势，且已“先斩后奏”，只能听任其摆布。
最后，两人签下一个协议，写明帛书价值1万美元，柯当场支付1000美元，如到期不寄回，柯强需再向蔡支付9000美元，实际上等于强买，蔡季襄吃了个哑巴亏。
索要帛书一再被拒
一周后，蔡季襄再向柯强索要帛书，果然不出所料，柯强又找借口推脱。此后，每隔两三天，蔡就去询问一次，柯或说“已写信去询问”或干脆不在家。当蔡又一次向柯催要时，柯的佣人告诉蔡，他已经乘飞机回美国了。为了打探音信，蔡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中金尽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
蔡后来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是柯强的学生。蔡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存柱，请他向柯强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回信，说与柯强见面了，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把价格压低一下。蔡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无论如何不能卖，请柯强马上将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定金。后来吴存柱回信说，柯对退还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
解放后的努力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
同年，为核实蔡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当时吴存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的高至喜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
现在，蔡季襄、柯强已先后逝世，楚帛书在美国也几经转手，追回的希望已近渺茫。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高至喜《湖南出土楚文物研究综述》及熊建华《长沙子弹库楚墓传奇》两篇文章，特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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