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緐簠
春秋 《叔緐簠》 北京海淀区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该簠是1957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村修建马号挖房基时发现的。高9、口横25.5、口纵19.5cm。长方体，窄沿方唇，腹壁斜收，腹两侧有一对兽首耳，圈足正中有半圆形缺。口下饰重环纹，腹饰环带纹，圈足饰垂鳞纹。
铭文：吴王御士尹氏 弔(叔)緐(繁)乍(作)旅匩(匡)。
【附录】北京东北旺出土叔繁簠研究/李学勤
叔繁簠是一件久为学者注目的青铜器，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这件器物出现的经过，见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的第5期简讯①，据称：“1957年5月左右，农大农场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村为修建马号挖掘房基时，在约一米深的地层内发现春秋时期铜簠一件”，由于出土位置，当时就喧传于北京学术界。自50年代以后，我曾几次看到这件簠，最近又有机会在首博做了仔细观察，对首博各位先生深为感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件叔繁簠实际是二次出土的。简讯关于东北旺出簠的地层，并没有考古学的描述。已有学者指出，清乾隆时的《西清续鉴甲编》收录有完全同铭之器②。细看《西甲》卷十三、一著录③，也和东北旺该件一样，只有器体而失盖，形制、纹饰、铭文相同，连文字的相对位置都是一致的，不过摹写有些失真而已。《西甲》的说明中记有簠的尺寸，可与简讯内的尺寸对照。下列左方是简讯实测东北旺器尺寸，右方是《西甲》尺寸依营造尺一尺折合32厘米计算结果④：
器高9厘米 高二寸八分＝8.96厘米
口长255厘米 口横八寸＝25.6厘米
口宽195厘米 口纵六寸一分＝19.52厘米
足见东北旺器的大小和《西甲》全合，应该就是一物，在由清宫流出后，出于某种原因掩埋到东北旺地下不深的地方。这也解释了这件簠出在北京的原因，不必再从古代历史去寻找理由了。
叔繁簠器体的形制是：小平沿，斜直壁，两端有环形钮，圈足中间有凹缺；纹饰是：口沿下饰一大一小相间的重环纹(即横鳞纹)，腹壁饰有象鼻的横S形夔纹，圈足饰垂鳞纹，外底有网格形范线，这些均系西周晚期簠的特点。和它最接近的，可举出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M2001出土的虢季簠⑤。后者形制和叔繁簠一样，也装饰重环纹、夔纹，惟形态微有差异，圈足则为简单的云纹。上村岭M2001属西周末或稍晚一点，叔繁簠的年代不会距离太远。简讯说是春秋时期器，看来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件簠被认为是春秋时器呢?这显然由于铭文。
簠铭铸在内底，共两行十一字，现释文如下：
吴王御士尹氏
弔(叔)緐(繁)乍(作)旅匩(匡)。
其中有几个字需要略加说解。
“御”字，简讯释“造”，黄盛璋先生已作纠正⑥。按“御”字从“午”声，此处则于“午”下增“口”。
“緐”字，简讯释“孙”，是由于铭中字的左半上有省笔，把“每”变得好像“女”字，以为是“子”的替代。《金文编》第四版已正确释出此字⑦。
以叔繁簠为春秋时物，始于《西甲》。书中云：“《史记》：‘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⑧，此为寿梦以后之器无疑。按他器铭称王皆一字，此独加以国号，盖吴虽僭王，尚不敢上比周天子，故别之以吴也。”这个说法的基础，是以“吴王”连读，其结果是以簠为江南吴国之器。由近年吴国青铜器的发现看，春秋吴器已有自己的特殊风格，何况这件簠的年代怎么说也不能下拉到寿梦以后的时期，可说在分期、分域上都讲不通。
我认为，簠铭应该在“吴”字下顿开，也便是说“王御士”连读。让我们按这一读法，重新释读全铭。
“吴”，读为“虞”。大家知道，西周以来有两吴，即在今江苏无锡、苏州等地之吴，和在今山西平陆之吴(虞)。金文两国均作“吴”，文献则分为吴、虞。较晚的金文，北方的才有作“虞”的例子。同王的行事直接联系的，如师酉簋记“王在吴，格吴大庙”，所指自然是北方的虞国。叔緐簠的吴，也是虞国，其器与邻近的虢器酷似，是很自然的。
“御士”，《西甲》已称“疑即御事”，黄盛璋先生更有详细论述。“御事”一词，屡见于《尚书》的《周书》部分，杨筠如先生《尚书覈诂》说：“御，《诗》传：‘治事之官也。’按《大诰》：‘大诰猷尔多邦，越尔御事’，又曰：‘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酒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所谓御事，皆谓邦君执政之官也。”⑨可知御事是执政治事之官的通称。
“尹氏”，也常见于《诗》、《书》和西周金文。多数的“尹氏”是“内史尹氏”的简称，这是因为“尹”本训为长，“内史尹”或“内史尹氏”即内史之长。但有的“尹氏”只意谓官长，并不专指史官，如《大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可对照《酒诰》的“百僚、庶尹”和《顾命》的“百尹、御事”，足知“尹氏”乃是一定等级官长的总称，比御事要高一些。
这里说“王御士(事)尹氏”，“尹氏”显然是专称，即史官之长。“王御事尹氏”，是说周王朝的史官之长。他是吴(虞)人，入事王朝，任史官之长，所以称作“吴(虞)王御士(事)尹氏”。或许作器时，叔繁人已归回本国，也未可知。当时不存在“吴王”，故铭文也不会有人误读。
“匡”为簠的别名，是都熟悉的。至于这种长方形器仍应称为簠，我前些时已有小文讨论⑩，这里不再重复。
判断青铜器的时代，当以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方法放在首位，在这方面与铭文的释读发生矛盾时，最好先对后者进行核检，叔繁簠是很好的例证。
①北京市文物组：《海淀区发现春秋时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文物工作报导》。
②黄盛璋：《吴御士尹叔孙匡(瑚)铭的官职、年代和出土地点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此文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收入时有较大改动。
③《西清续鉴甲编》，第335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2年。
④丘光明：《中国物理学史大系·计量史》，第530～53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上)，第57页，图四八，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⑥同②，下引黄说同。
⑦容庚：《金文编》，第863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⑧《史记·吴世家》。
⑨杨筠如：《尚书覈诂》，第1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⑩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76～8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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